中國樂壇,詞曲作者遠得不到應有的尊重,看后請轉發!!!

V光2019-07-02 04:08:52



谷建芬,當代著名女作曲家,1935年出生于日本大阪。1941年回到中國。1950年,考進旅大文工團擔任鋼琴伴奏。1952年入東北音專(現沈陽音樂學院)主修作曲,師從霍存慧、寄明等。1955年畢業后,分配到中央歌舞團(現中國歌舞團),2015618日,任中國音樂家協會第八屆顧問。代表作品有 《滾滾長江東逝水》、《海灘的石子》、《歌聲與微笑》、《媽媽的吻》、《綠葉對根的情意》、《思念》、《燭光里的媽媽》《歷史的天空》、《今天是你的生日》等。




谷建芬為詞曲作家增加版權費的提議


谷建芬近日指出國內樂壇不尊重作者、好歌越來越少等等均為事實。這些老問題由于長期得不到解決,致使演唱者和詞曲作者權益兩極分化日益加劇,用谷建芬的話說,一個歌手出場費可以達30萬元,而詞曲作者卻什么也得不到。在收益分配懸殊的情形下,“好歌少了”,“創作熱情在降低,很多人不勞而獲”……受到越來越多的詬病。再加上歌曲公開發行后,版權使用的混亂和盜版的泛濫,給國內音樂的良性發展帶來大量障礙。

此項提議在音樂人當中激起強烈共鳴,盡管《在希望的田野上》《吐魯番的葡萄熟了》這些耳熟能詳的歌曲在電臺里被播放了幾十年,但這并不能幫助歌曲的創作者施光南擺脫生活的窘境,49歲的施光南在去世前貧困交加。按照國際通行規則,藝術家的歌曲在電臺或者電視臺被播出,就要付給藝術家一定的版權報酬。

《十五的月亮》十六元,這一戲謔的說法是國內詞曲作者尷尬報酬的真實寫照。而與此對應的卻是歌星少則數萬元多則幾十萬元的出場費。如今實行音樂作品播放收費后,詞曲作者能像暢銷書作家一樣憑借作品的不斷再版發行(播放使用)獲得版稅收益。一首歌傳唱九州經久不衰,其作者能否“坐享其成”成為百萬富翁呢?

在中國內地做一個詞曲作家是很悲哀、很清貧的,沒什么積極性。這種只顧眼前利益、沒有長遠規劃的做法,是對唱片市場的榨取,而不是培育,在文化建設和文化積累上沒有太高的價值。每個人一生中總會被一兩首歌感動,而詞曲作家與社會交換的惟一途徑就是音樂作品。經營者用他人的音樂作品營造出良好的消費環境,理應向其作者支付報酬。

中國版權制度的諸多弊端在音樂圈中早已存在多年,谷建芬稱,自己曾參加過很多大型演出活動,讓她感受最深刻的就是很多歌手風光無限,詞曲作者卻無人問津,“一個歌手參加一場演出唱一首歌就能拿30萬元報酬,連續參加30場演出,反復唱這一首歌,能拿到900萬元的演出費,詞曲作者卻分文沒有,所以我們提出,從開始使用作品到最后使用作品,應該給作者相應的保護。”

谷建芬還透露了近3年來,她每年都提關于著作權落實的問題,并列舉了發達國家對詞曲作者的權益保護、歌曲的版權維護等成功舉措。“在國外都是按照每分鐘來計算版權費給原作者,歐洲國家是每分鐘160元,最高的是日本,每分鐘960元,而我們這邊協商的結果卻是每分鐘3毛錢。”據谷建芬稱,她提供的數據讓溫家寶總理聽后很驚訝。溫家寶總理的回答是:“我們跟日本比差了3000多倍,目前我們提出的是按照港臺的標準每分鐘60元,但是也很難落實。”

事后谷建芬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她的提案只是希望政府能加強監管力度,不是為了錢,是為了有這個版權意識。你像日本的glay樂隊,他們之前不知道《歌聲與微笑》是我寫的,來中國唱了以后,我們追討過去,人家一五一十地給我們列出清單:唱了多少場,收入多少,給我們賠多少,這最主要的就是意識。

據音樂人朱德榮估計,“同等級別的詞曲作家,港臺和內地的版權收入相差20倍以上。”一次聚會上,臺灣歌手童安格曾對他說:你就憑《九月九的酒》、《老鄉》這兩首歌曲,就足可以把你養得好好的,而事實上《九月九的酒》一年收到的版權費只有幾千元。業內人士告訴記者,臺灣著名音樂人羅大佑所有創作的歌曲,一年可以得到400萬港元的版權收入,而像陳小奇這樣創作了2000首歌曲的一線詞曲作者,一年的版權收入平均才2萬元。

對此,陳小奇表示,由于歌曲版權在出版發行、商演、有償播放等方面的后續收益無法保障,目前國內詞曲作者主要收入只能采用“一次買斷”的方式:即企業或歌手個人邀約創作時提供的稿費。特別是本應與盒帶、CD發行數量掛鉤的后續版權收入,常常因為實際發行數量無法知曉,而只能采用與版號掛鉤的方式一次性支付,一旦某首歌曲再版發行,不但不需要征求原作者同意(除非原作者特別申明),而且發行方一次性支付給詞曲作者的報酬通常只有幾百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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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單位無付費意識


安徽電視臺《相約花戲樓》欄目自開辦以來,一直以其鮮明的特色吸引著各個層面的觀眾,短短幾年在全國范圍贏得了較高的收視率和知名度,日前卻因著作權糾紛,被著名黃梅戲作曲家陳精根、編劇陳望久一紙訴狀告上了法庭。

兩位黃梅戲界卓有成就的詞曲作家為什么要走上法庭呢?據陳精根、陳望久介紹,此次起訴,實屬不得已之舉,他們的作品屢遭侵權,問題一直得不到解決,無奈之下只好求助法律。其訴訟理由為,2003年初至2004年2月,被告安徽電視臺所屬文藝部《相約花戲樓》欄目,在未經兩位原告同意的情況下,先后數十次錄用兩原告分別作曲、作詞的黃梅戲作品如《啼笑因緣》、《墻頭馬上》、《回民灣》、《家》、《春》、《秋》、《長恨歌》、《大眼睛的期盼》、《包拯》等劇的唱段及黃梅戲聯唱《花開新世紀》、《歡樂的對花》、《過大年》、《黃梅交響音樂會》等等。被告在欄目播放后不但沒有主動支付原告相應報酬,而且在原告通過電話、信函等方式與被告方有關人員多次交涉后,均置之不理。鑒于此,原告依《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和《民事訴訟法》中的規定,向法院提起訴訟。

陳精根、陳望久都表示,目前國內著作權糾紛比較多,但因為種種原因,很多人不愿意在這上面花費時間和精力,致使侵權者有意無意地忽視了法律法規。他們打官司并不僅僅是為了“討”回幾個錢,更主要的是想在維護著作權領域開一個頭,提醒更多的人增強守法意識和尊重知識、尊重他人權益的意識。

對于詞曲作家的現狀,太和麥田總經理宋柯表示自己其實很理解,并毫不掩飾地指出,造成這些問題的原因,是國內單位使用這些歌曲時,完全沒有付費意識。我了解的情況是,國內每張專輯作者都會有一個固定比例的分成,在5%8%左右,這其實比日本還高。像我們會代理很多歌曲的版權,收益來自授權使用費用,還有通過音著協收取公播費。主要是整個行業不好,在收取過程中,國內單位付費意識太少了,我們合同寫得再完善,沒人給你錢,你怎么分給作者?  

曹軒賓曾經是個作曲者,給梁靜茹寫了《可惜不是你》之后就有了不小的名氣,很多歌手就找他寫歌,比如羅志祥的《第二順位》,蕭亞軒的《不遠》,王力宏的《愛,因為在心中》等,最近李小璐的新專輯《東方美》也是由他制作,曹軒賓也是內地第一個入圍臺灣金曲獎的作曲,但是由于國內版權制度的極度不健全,加上網上下載越來越猖獗,唱片越來越不好賣,導致一般的作曲往往無法拿到跟成績匹配的錢,而且還有拖款的現象,一首《可惜不是你》,曹軒賓不過賺了2萬元,作曲賺不了錢,他轉作制作人,結果也只有5000元錢,回頭看看《可惜不是你》的獲獎情況和在網絡上彩鈴等附加產品的收益,曹軒賓作為一個作者,只是拿了很小很小的零頭,所以難免有抵觸情緒。 ?

完善版權制度,完善知識產權保護,給制作人或者作者們一點信心,否則,長此以往,不僅是這個行業,很多與版權有關的行業將越來越萎縮,能人也越來越少,最終走向消亡。

勞動得不到應有回報?


中國流行樂壇從上個世紀90年代至今,音樂風格日益多元化:誕生了在世界范圍內真正有影響的第一張中國唱片《阿姐鼓》,何訓田的歌詞彌漫著強烈的西藏氛圍;而香港樂壇首席詞人林夕的歌詞,偏重城市里精致的愛情,他的詞加上張亞東的曲將王菲推上了天后寶座;在校園民謠代表人物高曉松的歌詞里,總是流淌著一條青春的河,時光蔓延,哀傷彌漫,輕而易舉地就能將人覆蓋。

在這些詞作者中,最值得一說的是方文山。如果周杰倫沒有方文山的詞,就沒有今日歌壇上的周杰倫,而方文山沒有周杰倫的曲,也不可能有出頭機會。過去7年來,周杰倫和方文山共同發表了約70首歌曲,其中超過40首歌曲收錄在周杰倫歷年的專輯里。方文山對文字的把玩以及對中國風的借用令人耳目一新,歌詞充滿畫面感,文字剪接宛如電影場景一般,在傳統歌詞創作領域中獨樹一幟,其代表作有《雙截棍》《愛在西元前》《威廉古堡》《東風破》《七里香》等。

遺憾的是,幾年來內地流行樂壇的歌詞創作卻相對沉寂,沒有一位領軍詞作者,老一輩著名詞作家相繼離世后,青黃不接現象越發突出。近年來,內地樂壇新人風起云涌,每年的大小選秀都會向樂壇輸送新鮮血液,按理說內地的林夕方文山也會應運而生,但事實并非如此。有關人士表示,造成這一尷尬的原因,歸根結底在于詞作者版權屢遭侵犯,所付出的勞動得不到應有回報,這在相當程度上制約了詞作者的創作激情,大眾版權意識亟待加強,版權制度尚需完善,如果幾年后內地出現大批依靠版權費生存的職業音樂人、歌詞作者,這將是內地流行音樂創作走向繁榮的標志。

著名詞作家孟廣征直言一些歌手唱一首我寫的歌,可以拿到幾萬元甚至幾十萬元的出場費,但我得到的僅僅是幾十元稿費和1000元的獎金,這確實不公平。我是受侵權最重的作者之一,像《我熱戀的故鄉》被傳唱了無數次,但我的版稅收入卻很少。他回憶道,音樂人黃霑在世時,有一次在廣州開會,黃霑說他的版權費可以使自己一輩子衣食無憂,他的話讓當時在座的內地詞曲作家很受觸動,內地著作權意識不強,一般就是創作一首歌后得一筆稿費,真能靠版權費生活的音樂人又有幾個?當在一些營業性場所聽到自己的歌曲時,那感覺就是別人拿著我的作品賺錢,而他們卻認為這與我無關。

方文山也曾坦言,相對而言,內地詞作者收入的確不高。周杰倫如今身家過億,方文山也憑一手好詞賺得盆滿缽滿,而孫燕姿的一首《綠光》唱到現在,累計給詞作者天天帶來的版稅收入已超過50萬元。


看香港嘆內地?


比較而言,香港的歌唱業遠要發達,那里不但有一大批多產的詞曲作者,新歌新人亦層出不窮。與之相配套的,則是健全的知識產權保護體系,包括音樂版權的保護。比如著名詞作家林夕,寫過4000多首詞,每年靠分版稅都過千萬。香港首先從制度上很尊重詞曲作者,嚴厲打擊盜版,對權益人的保護措施相當完善。

香港的音樂版權保護主要是通過民間機構CASH(即香港作曲家及作詞家協會)依據有關版權法律來進行的。該協會是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注冊的“特許版權機構”,是全港音樂版權業的行業自律團體。CASH通過與外國音樂版權保護組織簽訂互惠協議,在全港管理世界各國音樂創作人的作品在香港的公開演奏權。目前,已有超過137個國家和地區的165萬位音樂人的作品通過CASH受到保護。

香港的版權音樂保護制度無疑具有可取之處。通過建立CASH這種權威性、廣泛性、民間性的行業自律組織對版權音樂市場進行引導和管理,對音樂使用進行監督,對版權人進行保護,是發展和完善現代音樂版權制度的一條捷徑。 

只針對某一事某一時的個案破解,顯然無助整體環境的改觀。以香港作參照,內地音樂環境的凈化改善,急需從制度層面發力。一方面要培養和強化民間行業機構(如中國音樂著作權協會)的權威性和代表性,完善音樂使用許可制度,健全收費標準,加強行業自律;再者,即珍視民意呼聲,針對現實,著眼長遠,政府出臺細化的、可操作的法律法規,以規范和完善知識產權保護問題。這才是厘清音樂市場亂象、實現音樂事業跨越式發展的治本之策。

當國內的娛樂行業已經漸成體系之時,編劇、詞曲作者卻大多都是“散戶”,無法與強大的娛樂資本坐下來談判,得不到應有的權益保障。版稅制從來沒有在國內娛樂業得到很好的推行,不透明的票房、收視率和唱片發行量更使處于弱勢地位的作者們無從追討應有的分配額度。

長此以往,真的擔憂這座娛樂“金字塔”會從這些底層開始坍塌。因為沒有足質足量的作品,何來臺前的那些風光?正所謂皮之不存,毛將焉附?目前《著作權法》在進行修改,新的《著作權法》出臺后將更好地維護音樂人的合法權益。

要讓詞曲作者獲取更多應有的權益,規范版權,給國內音樂注入更多活力,除了不斷提高作者、普通民眾的版權意識之外,最根本的,還是要從強化制度建設入手。當前,推進著作權作品的依法有償使用已是大勢所趨,但由于目前國內相關規定、標準尚需明確,關于收多少、怎么收等問題仍缺乏清晰界定,音樂著作人維權難免會面臨不少尷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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